农妇与副县长打骂被拘留 称要告状到底

2016-11-02 20:02:38 来源:娱乐天地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一要讲的讲题是和谐成长,未来中国20年的积极政策走向,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方针?

这20几年,无疑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经济社会,从经济总量来讲,或者以GDP的总量来讲,都是雄居世界榜首,但是这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才是值得我们更加关切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单纯的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

我们就谈经济本身,里面掺杂的水分就不谈了,此外,我们的企业发展里边有多少是由污染造成的,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持续增长所带给我们整个社会的,就是使整个社会更加的不和谐。所以今年11月3号,孙先生在北京提出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国际和谐化以及国内和谐化。我个人认为国内和谐化,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而且我认为是应该当成未来经济指导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

什么叫做国内和谐化?请问在座各位,我们20年的经济发展,国内各个经济团体之间更加和谐了吗?我们社会更加稳定了吗?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不是太肯定的。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改革的思维上,需要做一个重新定位,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美的超级强权国家继续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每一个经济实体都需要改革,这点是不需要讨论了,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改革的原则在哪里?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才是改革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可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是这样吗?

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我国的产权改革,或者简称国企改革吧,最后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就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那么地方政府认为我国企业效率不好,社会包袱都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我不管你是否MBO,这个就是我认为一个问题的改革,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国企改革本身牵涉到权力的移转,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由全国老百姓来负担,改革利益呢,改革利益就是由于他得到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变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着,那么我们近来公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到最后一改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明晰市场化。简单的认为一个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

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由于明晰市场化的结果,我国的医改面临严重的考验。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很多医生问的不是你有没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

国外绝对是免费,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香港老百姓愿意负担这笔钱,这是对民众的关心。那么你再到美国,我们很多人出差到美国,你要在美国看到几种,你不必交保证金的,你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关怀。

我们的教改呢,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大学都是由国家补贴的公立学校,教改的结果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我们今天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很多来自农村,包括我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站着火车到北京去念书,家里是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那么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唯一他脱贫致富的机会,最后这么一点机会你都毫无理由的剥夺。此外,我在任何常常都拿这个作为例子来讨论。

当然我讲这个例子前,我想讲讲英国的,我想让各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怀,美国没有什么国营企业,所以美国不适合。英国有很多国营企业,在撒切尔夫人时代他们一样进入股改。

他们第一部曲,就是国营企业在国有股股权价格不变的情况之下,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第二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改革好的国营企业,才能够进行股改,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股改本身牵涉到中央信用的问题,坏公司进股改的话,股民赚不赚钱所比较的就是政府,那么,政府的信用在股市来讲是绝对重要,但是就美国股市而言的话,是不可言喻的。因此政府信用不容被破坏,这是英国股改至高无尚的信用。英国政府进行股改是把国有股权卖给谁?各位思考一下,他不是卖给个别的人,而是卖给大众持股,卖给社会大众。

大家理解为什么吗?因为任何国企改革本身,都牵涉到政府权利,那要看如何取代。那么英国呢,政府权利的真空,是由谁来取代的?他通过上司,由全国老百姓来取代权利,这就对了,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思维吗?这是真正以民为本的思维,而这种好的国营企业上市,将改革的利益归于谁?归于全体老百姓,这就是英国成功的股改,这种股改跟我们的股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的股改你比我还清楚,我在这里不必细说。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英国的股改所显示出来的意义不仅是股改本身,也包括国企改革,但是改革利益是给予全体老百姓,这就是股改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原则。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是有着惊人的成就,但是改革的思维必须做调整,改革非常简单,那就是一切的改革必须以全民利益为主导,如果做不到这种改革必然造成社会的更深一步的不和谐,我们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经济势头发展的问题,中央政府整个执政的方针只要立刻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这些问题比什么都重要,而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内和谐化的最高指导方针。

当然今天除了谈我心目中的国家政策之外,最后几分钟我想再切换一个话题,谈什么呢?谈信托责任的问题。那么从2004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我到各地循环演讲,我从来不忘记什么叫信托责任,我认为要使得我国未来更和谐的发展,信托责任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谓的资本主义,他的信托责任是不可忽视的。很多报道说我只关心国营企业,这话是不对的,我所关心的是民营企业,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经理人,将来一定会践踏民营资产,你不信?很可能明天他就把你客户带跑掉了,所以我们谈产权改革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哪一个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信托责任,我想请问全国的企业老总,你们哪一个认为你们比托儿更重要?当时的市值300亿美金,20年之后达到50千亿美金。我请问你他走了以后带走什么,是带走他该拿的薪水以及一些股票而已,你有这么大的贡献你为什么不把整个公司拿走呢?因为他很清楚,他做好是应该的,我们国企改革不是这样看问题,我们认为做不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呢?都是国家民族的错,是体制的错,做好就该收归己有,这就是我国的职业经理人。

说到我们有的公司经营破产。那么我跟你讲,我们就拿美国作对比,我们就拿邪恶的帝国主义作对比。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在同样的月份破产,他们请了一个经理人的,他根本不忍心拿钱,因为他对不起中小股东,他一年拿一块钱,第三年重组完成,重新上市,他的功劳不比任何中国国企老总伟大吗?结果克莱斯勒成为今天世界的著名品牌,我想请问在座各位这家公司谁的呢?

你发现全部都是中小股民的,他只拿他该拿的钱走人,这是他对公民的信托责任,因为美国比我们应清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不是你的错,甚至在一件事情上,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考虑减免遗产税,各位理不理解美国企业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我来问各位耳熟能详的企业家,一个是比尔-盖茨,他们登广告指出,我们不能接受政府的决议,我的地位在不劳而获,会使得年轻人失去公平竞争机会,各位看一下,这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企业家,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想的是国家民族,他们想的是公民的利益。所以你认为美国经济如此富强,我告诉你,我这只是表面的看法,美国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他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对人、对中小股民、对国家民族是什么,就是信托责任,那么这种信托责任,什么时候在中国发生过?我们什么时候这样要求过国企老总?没有。

最后什么叫做国企改革,就是我一再告诉各位的,那就是我们的理论,我们家庭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整理,这就是国企改革,到最后利益归于少数人,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种错误的改革误导着这最近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那么像这种误导的错误思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改进。

那么最后我演讲完之前,我想再讲一个故事。我们看一看,别的国家的人是怎么想问题?你想想看,美国总统可以对全国演说,讲一句我们都会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忘记国家给你做了什么,你给国家做了什么,我想用这句问我们的国企老总。谢谢各位。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应是法制最严明的地方,1380家上市公司,几百家券商,几百家基金,大家在这里进行市场经济下的投资,在“三公”原则下博弈,遵守铁一般的法律及“游戏规则”,如果有人违反了三公原则及事先约定的章程、法规,谁就是违法行为,谁就应该受到谴责与惩罚。

然而,当前最吸引人们关注的武钢“创设权证”却是一件人人称奇的怪事。首先,武钢的蝶式权证(2.90元的认购权证与3.13元的认沽权证),是武钢公司为了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作为对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给老股东的,这也是在关于股权分置的股东大会上通过的决议。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蝶式权证上市前,有关部门突然通知(哪个部门本人至今不知),要加一个创设权证。从理论上讲,认购权证的创设不应多于流通股(23亿)这个数,而认沽权证,只要有现金抵押,就可以无限创设。这一来,一个会大量甚至是无限扩大的权证,其价格肯定会被压抑住。投资者可以认为宝钢权证、武钢权证现在价格都不合理,但它们的发行、定价都是股东大会上,由大小股东投票赞成,合法通过的。而二级市场的证券价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是不能人为限定的,如果是少数庄家涉嫌犯了操纵价格罪,你抓人就是了。如果人家是在法规章程的范围内交易,价格一时不合理,那只能怪你事先设计的游戏规则、章程有问题,只能以后改。而现在的做法是,武钢股东大会已开过,对价结果早已公布之后,在蝶式权证即将上来之时,临时心血来潮加出个可以无限扩展的创设权证。武钢股东同意过吗?董事会同意过吗?公司事先知道吗?这实际是侵犯了武钢流通股股东的权益的。假定券商通过创设权证赚了8个亿,那么这8个亿就是来自武钢流通股股东和二级市场投资(投机)权证的人们。

其二,为什么是武钢而不是宝钢、新钢钒、万科、白云机场呢?这里有极大的随意性(是否后几家也可随心所欲地大搞一阵啊)。创设权证等任何创新不是不可以搞,而是必须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按照章程,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同意才可以搞。临时改变原来的股改方案也应经过法定程序。再则,是谁规定只有13家有创新资格的券商可以去搞创设权证,可以不担多少风险大把大把地捞几亿、十几亿的真金白银呢?何不以“三公原则”让全国大中小股民、投资者一起去创设新权证呢?像国外市场的做空机制一样,人人可以搞,全国投资者也去押现金、押股票来创设啊!为什么明明风险很大、要亏的权证允许中小股民去玩;而实力雄厚的大券商则可去创设风险极小、收益极大的权证呢。可见,这件事有极大的随意性、不公正不公平性,即武钢创设权证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此外,武钢创设权证及目前的大批上权证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股改为先”的大道理。全国目前的头等大事是股权分置改革。而权证一不收印花税,交易成本低;二是涨跌停板大大超过10%,波动空间更大,刺激性强;三是交易制度上实行“T+0”,快进快出,尽管从大处看风险很大,而从具体过程看,风险仅几分钟、1—2小时,活跃方便,100—200万一天可以成交2—3千万。由于比股票交易方便得多,必须吸引大量热钱参与。这对本已资金很缺的股市,犹如雪上加霜。对股权分置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宏观上的冲击。倘若以后再搞的几家创设权证中,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券商除了创设、再创设外,还有谁有心思去买G股、运作股市呢?这对整个股改是一个大的冲击。

这也有违于国务院领导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一要市场稳定,二要给投资者有好的预期的指示精神。即,从战略上讲,权证成批推出是错误的。继续推出几家权证及创设,不但不会平抑权证热,最多是扬汤止沸,必然吸引更多资金离开股票参与权证,除非股市也搞T+0。

中新网12月4日电新华社消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国际UFO研究专家王思潮向记者通报,近日,他观看了今年9月8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的录像,根据对录像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不排除该UFO是与地外智慧生命有关的飞行器的可能性。

据王思潮描述,9月8日晚9时18分,在新疆喀纳斯地区距地面约200千米高度的上空,该飞行物边朝着西北方向飞行,边向5个不同方向喷射物质,喷射物的角度呈80度。一会,该飞行物又停止了喷射,呈现为螺旋状的发光物向正北方向飞行,直至消失夜空。整个过程持续了3分多钟。

“向不同方向喷射物质,之后又呈现为螺旋状发光物,这两个特征同时出现在同一飞行物上,这在以前还是没有过的。”王思潮说。据他介绍,起先,有人以为该飞行物是彗星,但他经过认真观察比较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有三:首先,若是有如此亮的彗星接近地球,天文学者应该很早就会发现;其次,尽管彗星的尾巴很长,但彗星移动的轨迹相对来说要缓慢得多;第三,两者的尾巴形状也有差异,彗星喷射出的每一条尘埃尾巴要更宽一些,且带点弯曲。

王思潮同时否认了该飞行物由人工驾驶的可能。飞机喷射的烟雾通常只有一条,烟雾即使有分叉,角度也很小,因为这样有助于节省燃料,但该飞行物喷射物的张角却有80度,而且是朝着五个不同方向。此外,飞机的飞行高度通常在1万米左右,且喷射出来的烟雾通常要在大气层中停留较长时间。而该飞行物的高度为200千米,喷射物也一会就消失不见了。

15岁上班第一天就被老板炒掉时,没有人预想到年仅15岁的穷小子会成为香港佳宁娜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的牛仔裤大王,进军深圳作为内地大本营、生意做大到全球各地。

近日,深圳和香港近400位工商界人士乘坐一架波音777飞机,从深圳出发前往湖南益阳,参加佳宁娜益阳梓山湖公园整体开发经营项目奠基。

这是港深企业迄今在广东之外的泛珠三角最大的投资项目,总投资28亿元。这么大的资金为什么要投向一个内地三线城市?风险有多大?效益有多少?不少人充满疑虑。但是,当他们实地考察之后,才猛然意识到这个项目在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城市圈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马介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投资深圳的港商代表,还因此带动大批港人投资深圳及广东其他地市。

1949年,7岁的马介璋随父母从广东潮阳去到香港。全家人挤住在香港贫民区的一间小木屋,睡梦中曾从小阁楼上踩空摔下来,下巴至今还有伤痕。15岁初中毕业,马介璋到母亲打工的一家毛衣厂当学徒,为毛衣“抓毛”。第一天上班,什么都不懂的他,到母亲的工作间询问应该怎么做,被老板碰上,认为他贪玩无心工作,当即炒他“鱿鱼”。马介璋安慰母亲时是这样说的:“终有一天我要开比他大十倍的工厂!”

第二份工作是当牛仔裤裁缝的学徒。机敏的马介璋很快成了熟练工,白天在车间缝牛仔裤,晚上还做缝纫,一天工作18个小时,每个月能挣300多元。干了两年,除去交父母补家用的部分,自己也攒下1500元。一心要改变自己打工命运的他,迫不及待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用这笔钱租下一间地铺,买了两台旧的制衣机,然后与大厂接洽收原料,先把牛仔布料外发给家庭主妇加工,再收回来自己做“上裤头”等工序。这样的家庭式加工一干就是三年,他从中赚取差价,做得十分顺利,铺位规模逐年扩大,竟盈利10多万元,雇工达到250人。

接着马介璋通过经纪人介绍直接为外商加工,减少中间环节,利润又大幅增长。于是他买地造房,建起l万平米的达成制衣工厂,步入香港制衣商的行列。后来他依托内地,在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泰国与港澳等国家和地区都设有企业,组成以生产牛仔裤为主兼营布匹、拉链、纽扣等副料的香港达成集团。

马介璋的誓言没有落空,他的工厂比当初炒他的老板的工厂大了几十倍,还获得“牛仔裤大王”的美称。

潮州菜以鲜美清淡的口味传遍全球华人世界,可谁能想到,第一个把潮州菜作成品牌推向全国的正是马介璋。

1988年,马介璋在深圳晶都酒店开办全国第一家大型外资潮州菜酒楼佳宁娜。其实,马介璋在深圳开办潮州菜酒楼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现在春风路的金碧酒店。金碧酒店的人员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红火景象。吃饭时间,酒店前车水马龙,不但有本地人,更有全国各地的人。

在深圳设店之后,佳宁娜相继在广州、温哥华、泰国、海南、昆明、成都、上海等地开设分店,遍布世界各地,成为第一家中餐跨国饮食集团。

“佳宁娜”在潮州话中是“老乡”的叫法。佳宁娜潮州菜的成功得益于其多方面的独到,而潮州商人对潮州菜的感情和推动,也是带动潮州菜遍布全球的重要动力。也就是说,马介璋创造了一个潮州菜的品牌,让遍布全球的潮州人成了潮州菜的推销员。

遍布全国各地的潮州菜酒楼,成为佳宁娜稳定的利润来源,直到今天在各地扩张的势头不减。

在香港做牛仔裤起家以后,马介璋大部分投资集中在深圳,从潮州菜馆,到佳宁娜广场,再到华南工业原料城,带领企业成功转型的轨迹,可谓一步一层天,他说,“深圳是我投资内地的大本营”。

马介璋是第一批投资深圳的港商。1985年,他开始调整策略,把投资由香港转向深圳。这一招使他的事业有了全新飞跃。从1985年开始,马介障在深圳投资500万元设服装厂,第二年就增资到3000万元,继而他又参与了制鞋、旅馆、娱乐业等投资,在宝安县发展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工业村等。在他的带动下,大批港商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掘金”。

1991年,马介璋投资10亿多元建造佳宁娜友谊广场,位置靠近深圳火车站。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整个大厦由四座塔楼组成,集商业、办公、住宅、休闲、娱乐于一身,在当时的罗湖建筑群中鹤立鸡群。有人认为火车站人流集中,但脏乱差,低档宾馆酒店或许可以生存,开发高档项目恐怕不合适宜。很多人不明白,在那么多可供挑选的好地段中,马介璋为什么独独看中这个地块。直到近年来,地铁开通,火车站广场和人民南路的改造,佳宁娜友谊广场的价值得到尽情释放,他们才初步领略到马介璋当年投资的胆识。

总投资26亿元的华南工业原料城,是马介璋在深圳投资的另一个大项目,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项目。不少人心有两大疑惑:一是凭马介璋在深圳的实力和关系,怎么会弄这么一块偏僻的地皮?二是做房地产,短平快的项目多的是,他为什么要搞什么工业原料城?

但马介璋还是说服了好友郑松兴、孙启烈、马伟武、梁满林等5位港商一起投资。马介璋在制造业浸淫多年,对华南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当稔熟,对各种工业原料的供应渠道及在制造业中的价值非常了解,因此能够洞悉其中的商机。他的观点与制造业的几位港商朋友一拍即合。目前一期工程50万平方米投入使用,纺织服装、皮革皮具、五金化工塑料、纸品包装印刷和电子元件及电脑配件等5大工业原材料市场招商火爆。这再一次证明了马介璋的眼光和神采。

马介璋,佳宁娜董事局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会长、深圳政协副主席、香港潮州商会会长、深圳外商协会副会长等职,曾获2003年度香港铜紫荆勋章。

熟悉马介璋的人都知道,马介璋不爱奢华,吃饭经常是白粥和榄菜;唯一爱好是唱歌,学唱歌很投入,为了学会一首新歌,会反复练习,有时候办公室里没人,也会扯着嗓子唱一段;不会打高尔夫,特别喜爱打乒乓球。如果有客人能陪他打几局乒乓球,兴奋之余,还会高兴地揽腰拍肩成为哥们。

诚实守信是马介璋的秘诀。早年创业,与一个德国商人谈成一笔生意,那人要求第二天早晨看合同。达成意见时,公司秘书已经下班。由于那时候秘书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介璋只好自己摆弄起了打字机。整整一个晚上,艰难地敲出一份合同书。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份合同按时送到客人住的酒店,那个德国商人看了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乐了。马介璋老实相告,这份合同是自己一宿没睡打出来的。德国人说,合同表面不规则,但内容简洁,数字没有错。就在上面签了字。就是因为这份歪歪扭扭的合同,几十年来,这个德国人都是马介璋的生意伙伴,并且成了好朋友。

由于良好的信誉和为人之道,马介璋获得了商界颇多支持。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香港服装实施限额制,但他却一下子获得港府10万条牛仔裤的配额,占了全港配额的相当一部分。就算后来在房地产上吃亏,出走南非重新创业,由于信誉不跌,名誉不倒,他获得了美国客户大批订单,迅速从房地产业失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恢复了元气。

家住罗湖的汤丽女士一直记着这样一件事。1998年的一天,她和朋友到深圳佳宁娜潮州酒楼吃饭时邻店突然发生火灾,店内一位负责人沉着指挥顾客和员工撤离。她好意提醒顾客尚未买单,那人说:“生命比金钱重要,一律不用买单了!”她对这位最后一个撤出来的小个子非常钦佩,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老板马介璋。(深圳商报记者徐明)

这是一个制造明星企业家的时代,大量耳熟能详的企业家明星充斥着各种传媒,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让财经记者们不断兴奋;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一个个明星企业家,昨天还是一脸灿烂的笑容、春风得意马蹄疾,今天却已经沦为阶下囚,亿万身家,转瞬灰飞烟灭,香车美人,忽而遥不可及……

美国成功企业家克雷格·霍尔在其《负责任的企业家》一书中认为,转型市场固然潜在着巨大回报,但是,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会面临由于政府的脆弱和反复无常而导致的不确定性、腐败风险、组织化犯罪等等。克雷格·霍尔指出,“负责任的企业家”就是一个企业家在赚钱的同时,也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他由此认为,“负责任的企业家”要对国家和公众的未来进行真正的投资,而不是一帮单纯追逐个人名利之徒。

以上述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企业家,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企业家。当然,上述要求或许是苛刻的,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尚处于创业初期,尚面临如何生存下去的严峻考验,远没有到“达则兼济天下”的程度。但是,社会公众对企业家的要求却不会有丝毫降低,法律也不会因此网开一面。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如华为总裁任正非、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联想集团前总裁柳传志、方正创始人王选等等。在中国由官宦社会向真正的商业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企业家们对国人观念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尚面临着多种难题。一方面,传媒、社会公众对明星企业家极尽追捧,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方面,官宦社会的影响还远没有被剔除干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尚远没有达到成熟商业社会的水平。一方面是社会对企业家们相对高但合乎情理的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家自身素质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法制环境的不尽人意。中国企业家就以这种尴尬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如果按照西方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准,如何评价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中国又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企业家?

就上述问题,本报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共同举办了一场论坛,论坛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博士、副院长戴启思(StevenJ.Dekrey)博士、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周苏苏、通用技术集团香港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志勇、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徐岩教授、樊景立教授、李家涛副教授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IEMBA课程协调中心副主任林智生亦出席了本论坛。

主持人:以发达国家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准看,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企业家?标准是什么?

陈家强:我觉得作为企业家应对企业发展战略有清晰的认识,敏感捕捉市场机遇。能管理好企业、使企业持续发展。为此,企业家必须具备创新能力,有较强的执行力。企业家还应该具有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包括对股东负责和对社会负责。作为一个企业家,服务于一个企业,股东把企业交给你,你有责任合理利用资本,带领企业创造利润,给股东合理的回报。同时,企业家还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惟利是图。一名好的企业家,还要善于用人,并且成为一个好的教练,能培养出一个好的领导团队。

戴启思:在西方,企业家分为创业者和经理人,前者创立了一家企业,并拥有该企业的产权,后者不一定拥有企业的产权,两种人的共同特征是对企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比如我在香港有一个朋友,20岁的时候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他63岁了,公司在60多个国家有业务,受到国际认同,这个人显然是个创业型的企业家。而杰克·韦尔奇则属于职业化的企业家。在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能把控公司的发展战略、能让公司持续经营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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