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妃被曝曾劝查尔斯娶卡米拉 威廉闻之落泪

2017-07-10 18:08:32 来源:娱乐天地

平心而论,我认为法院在量刑时的确考虑到了余斌用赃款济贫的因素,因而这个结果是适宜的。像《天下无贼》中的警官对王丽那样用“法外施恩”的方式来调和道德和法律的矛盾,只能出现在电影中,否则的话,法律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了。但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回答“余斌困局”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官员只能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做出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官员既做好人又不违法?……不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让类似余斌这样良知未泯的官员感到很寒心,最后完全摈弃道德方面的选择,而只在明哲保身和遵循潜规则而堕落之间进行选择,这恐怕非国家、民众之福吧?

本报讯(记者郎清相)7月12日,下跪副市长李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的第8天,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下跪副市长举报人李玉春涉嫌窝藏罪案,驳回李玉春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5年的原判。

辩护律师靳学孔说,他是在7月23日晚上才收到李玉春一案的终审判决书的,该份判决书是李玉春姐姐李玉芬从山东临沂邮寄过来的复印件。“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让我吃惊不小,判决书上写着‘打击报复’四个大字”。

此前的17日晚上,靳学孔意外地接到李玉芬的电话,李玉芬说李玉春的案子判决了。这让靳学孔更加感到意外,“7月15日,我打电话到德州市中院,询问李玉春上诉一案的进展情况时,主办张法官却说还在审理中,我还问能不能开庭审理,张法官说还没决定是不是开庭”,直到现在靳学孔仍感到迷惑。

记者通过渠道获得了判决书的复印件,判决书两页上分别用血写着大大的“打击”、“报复”字样。同时记者获得还有血写的“我对不起妈妈”,“我对不起姐姐”,“我对不起弟弟”等字样。

李玉芬说,20日早晨她在山东省德州市看守所见到了妹妹李玉春,分别时李玉春把终审判决书交给了她,“我打开一看,是妹妹用血写的‘打击报复’四个字”。

这份于2005年7月12日作出的(2005)德中法刑一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审理终结结果认为,该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审法院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同时,靳学孔律师认为他在该案二审时,提交了请求法院调取有关李玉春立功表现相关证据的申请和二审开庭审理的申请,但是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对于李玉春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一审判和二审判决书上只字未提。

从7月20日开始,靳学孔数次致电德州市中级法院李玉春案的主办张法官,请求法官寄发终审判决书,而张法官一直不予配合,“他的理由竟然是:‘等我月底发工资了,我自己给你寄一份过去’”。截止到昨日,靳学孔仍未接到法院应予以邮寄给当事人辩护律师的判决书。

7月28日,靳学孔律师在山东女子监狱见到了李玉春,让李玉春在申诉书上签字,当李玉春看到第七页其母亲病逝的文字时,猛然的用手捶打着和律师之间的会客室玻璃,并用头撞击,“她都激动的用头把玻璃撞掉了,根本无法控制”。本想当天就到德州中院申诉的打算只得落空。

靳学孔说,如果不出意外,申诉书将在本月底以前递交德州中院,如果驳回我们就递交给山东省高院。

靳学孔说,法院为什么不考虑李玉春的重大立功表现,李信被判无期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法院采纳李玉春属于重大立功表现情节,李玉春可能会判3年以下缓刑。

记者还通过渠道获得了李玉春在判决书背面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以下是信件部分内容:

“上诉后,2005年7月8日,德州市中院来核实时说可以判缓刑让我回家‘交点钱’,我当时答应交多少钱都可以,而且把二姐(记者注:李玉芬)电话给他让他联系。但在7月15日我却接到维持原判的结果。日期是7月12日写的。知情人告诉我说,是省里有人不敢让我出来,怕我出去再告,说抓我抓错了要赔偿,要追究责任,还有人说,省里有人怕我出来再追究李信的事,因为他贪污的不止这么多钱,你再告就会引出来他的保护伞来,也会让李信死刑。德州中院的人下判决不敢见我,而是让所里交给我的,因为他们很为难。”

李玉春从2003年2月便开始向山东省纪委、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李信贪污等罪名,期间李信曾伙同其他人绑架、殴打李玉春,但李玉春拍下了后来引起轰动的“副市长下跪照片”。

此后李信及其亲信多次恐吓李玉春及其弟弟李登峰,要他们“交出照片底片”。2003年10月下旬,李登峰遭遇五名陌生人围攻,打斗中,李登峰将其中1人扎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李玉春曾给李登峰3万元现金。

2004年6月22日,李玉春被山东临邑警方以“包庇罪”逮捕。2005年1月5日,罪名由当初的“包庇罪”变成“窝藏罪”。

3天之内,印尼的两名内阁高官将马六甲海峡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星期一,印尼外长哈桑表示:“目前中国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使用国,我听说中国愿意为维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作出贡献。”星期三,印尼国防部长苏达索诺再次就此表态:“中国计划加强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所有依赖马六甲海峡提供石油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及韩国,都有兴趣确保当地安全,但我们只需要技术方面的援助。”

印尼的官方表态显然与印尼总统苏西洛7月底访华并得到了40多亿美元的能源合作项目单子有一定的关联。可以推断,中国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表达了对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关切。

这一关切,不是为了谋求他国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保障中国的能源供给。事实上,除台湾海峡外,马六甲海峡同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峡。每年经过这个航道的5万艘船只,运载着占世界运油量一半的原油及占世界贸易量三成的商品。在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近140艘船只中,近60%是中国的船只,而且大部分是油轮,中国所需80%左右的石油靠这条航道运输。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

然而,平均每天数量达到80艘、承载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中国轮船,却无法得到祖国的强有力保护,而必须依靠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互相扯皮、效率不高的共同监管。事实上,这一海域也确实不宁静。去年,这里共发生有记录的海盗袭击案37宗,虽然绝对数字较往年要低,但造成的损失却大大超过以往。总部设在伦敦的劳埃德战争风险评估委员会,已把马六甲海峡列为具有战争及冲突风险的区域。这一评估使得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运费大大增加,中国的原油进口成本也因此被迫抬升。长此以往必定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马六甲海峡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的战略地位。因为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扼制住了中国的发展。而美日对于马六甲海峡的浓厚兴趣,不能不让人担心。日本从“打击海盗”入手,通过向印尼提供巡逻艇、派员协助指导印尼的反海盗工作等方法,一直在努力提高对马六甲海峡的发言权;美国干脆在4月通过太平洋舰队司令法戈的口透露,美军将制订名为《区域海事安全计划》的反恐新方案,根据方案美国将向马六甲海峡派驻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以“防止恐怖分子袭击”。

虽然东盟与中国的政经联系越来越紧密,东南亚国家近几年都享受着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但在马六甲海峡安全上,因涉及敏感的主权问题,除新加坡外,其他有关各国并不打算放开政策,印尼国防部长苏达索诺不同意中国“介入”,应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主张开放的新加坡则倾向美国参与。可以说,破解“马六甲困局”,中国面临着相当多的关卡。

受现实国力和国际形势所限,目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马六甲海峡安全事务,但这不代表中国只能无所作为。调动经济、外交和军事资源保证我国能源输入,是形势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应公开表达关切,告知有关各方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而中方与东盟的例行协商机制及频繁的双边对话是现成的平台。对有关国家在中美之间走“平衡路线”表示理解的同时,中国应明确要求确保自身利益。此外,应进一步密切中国与有关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从长远看,这样的合作最终将有利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第三,尽早实施国防和海洋新战略。中国海外利益最有效的保证,是中国本土实力的大幅度提高。(徐立凡)

清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的蔡家岗镇,七月的阳光穿透了刘春樵家的玻璃窗。

83岁的刘春樵起床了,妻子把刘春樵从卧室扶到厅堂里坐下。刘春樵在家的专用座椅由木板箍成,形似一只高高的木桶,里面垫满晒干的稻草,再铺上布垫。在湖南常德,这种土制的功用类似沙发的座椅被称为“草窝”。

刘春樵是坐过真沙发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春樵就担任湖南省委常委。从1969年到1977年,刘春樵在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三次名列大会主席团名单。大家亲切地叫他“刘常委”。

1949年年初,解放大军已经打到了湖南。26岁的刘春樵此时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武装。

几个月后,刘春樵参加的江南游击大队被编入解放军第47军160师炮兵3连。1949年到1950年,刘春樵随部队参加了湘西剿匪战斗,因为他独自出色完成了团里的烧炭任务,被授予“剿匪特等模范”称号。

1952年,刘春樵随部队参加荆江分洪水利工程。当年6月30日,工程完工,刘春樵被中南军政委员会、荆江分洪总指挥部授予特等功,特等模范。

1953年,申请赴朝抗美未获批准的刘春樵退伍返乡,先后任土改队员、乡农会主席、联乡党支部书记。1954年,刘春樵带领乡壮劳力参加治理西洞庭湖水利工程,被工程指挥部授予特等劳模和劳动英雄称号。“我们乡负责的那段堤,就是要比其他地方高,还厚实。”刘春樵说。

从1949年“参加革命”到1954年,刘春樵3次荣立特等模范。如今在蔡家岗镇,人们都还记得刘春樵当年的功劳,现在镇上杂货店的老板也说,“他名字刻在分洪纪念碑上的呢”!

刘春樵倒对这段光荣看得简单,他指着自己的肚子,“要对得起每天三顿饭”。

1964年,40岁的刘春樵被任命担任蔡家岗镇公社书记。蔡家岗是当时常德县有名的穷乡僻壤,刘春樵接任时,公社欠国家贷款几十万元,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但刘春樵发现,蔡家岗与周围乡镇四通八达,“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当时国家大搞农田水利工程,水泥非常紧俏。刘春樵和公社干部商量,搞了个水泥厂。“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叫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刘春樵说。

随后,刘春樵一连串办起石灰厂、砖瓦厂、陶器厂;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刘春樵甚至办起了机耕队、综合加工厂、农药厂,搞起了劳务和技术输出。到1968年,蔡家岗镇还清了所有欠款,而且还有了50余万元存款。“我们用钱不要国家贷款、吃粮不要国家返销,集体不欠国家的,社员不欠集体的,集体不欠群众的,这叫两不要三不欠。”刘春樵回忆说。

1968年春节,是刘春樵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春节前,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到常德地区视察。

一天下午,刘春樵没来得及拿材料,就被拉到会议室汇报工作,刘春樵脑子里一片空白,张口就是:“华书记,我是个农民,不认字,说不好。”华国锋听后一笑,“不要紧张,怎么干的怎么说。”刘春樵死活想不起原来准备的材料上写了啥,干脆从自己参加地下武装说起,说到参加荆江分洪,治理洞庭,越说越顺,一直说到在蔡家岗办企业。十多年的经历,刘春樵一直说到了晚上9点。

后来,地委领导来电话说,老刘,你搞得不错,华书记满意。刘春樵心里石头落了地。

半个多月后,刘春樵又接到通知,省委有意要他参加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要刘春樵去省里待命。到了省委,刘春樵才得知,湖南省委将他在蔡家岗的工作汇编成材料报送中央,毛泽东主席在材料上批示,“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1969年开春,刘春樵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飞赴北京。在万里云端,刘春樵思前想后,恍若隔世。“真的非常激动,也想不清楚什么,就是激动,还有感激。”刘春樵回忆说。

到北京后,各省代表团先召开预备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几经推敲,湖南代表团推荐了刘春樵。有代表提出,刘春樵是公社书记,属于干部,不能代表农民。刘春樵回忆说,最后是周总理表了态,说县团级以上不能代表农民,以下可以。“总理说的还是对,其实我就是个农民。”

在中国共产党十大和十一大上,刘春樵又连续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地方,从1969年至1979年,刘春樵则历任常德县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革委会常委;常德县委副书记,常德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常德地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常委。

刘春樵说,当省委常委期间,别的事情他不懂,但开常委会涉及到农业生产和农村企业问题,他总是要表态的。“比如说‘文革’期间,只要是搞些吃不饱饭的事情,我全反对!”

“他主要是出身好,历史成绩好,又被毛主席夸奖过,要不然可能早就吃大亏了。”老同事评价说。

1979年,刘春樵被选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刘春樵赴京参加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年轻化,开场白就是,“今天我讲的,有些老同志听了可能会不高兴”。但刘春樵说,他听了之后很高兴,“我那个时候马上满60了,也不想干了,回家当农民好些。”

回到湖南,刘春樵向省委提出希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去。刘春樵的一位老同事回忆说,当时,刘春樵应该是湖南首批自己提出退下去的领导之一。

按照相关待遇标准,刘春樵至少享受副省级离休干部标准,在省委大院里可以拥有一栋俗称“常委”楼的小楼,配专车和专职秘书。但刘春樵一概谢绝,“省里我住不惯,我还是跟农民住在一起舒服”,“我不认字,秘书也不需要,到了乡下,专车也不需要了”。

刘春樵带着根据政策发给他的退休费、安家费和省里的特别补助,总共2800元回了蔡家岗。“我拿这笔钱盖了房子,就是现在住的这个。”刘春樵说。

这是一个带两间卧室一个厅、厨房和猪圈齐备的标准农家小院,院子里面种着常见的茶花和芭蕉花,院子后面有一小块菜地。刘春樵很满意地看着这个小院,“我够住了”。

当时,刘春樵的工资是74块5毛,这是全家全部的收入。除了大儿子当兵,家里一共有3个孩子要上学吃饭,刘春樵的经济情况顿时紧张起来,只好养猪补贴家用,但是收益太慢。

1984年,刘春樵的小儿子刘平清突发急性阑尾炎,刘春樵在外办事,妻子在家凑不出住院费,直到医院领导得知病人是昔日中央委员刘春樵的儿子后,才暂免费用给刘平清开了刀。

刘春樵后来大受震动,“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又开始想新的赚钱办法。”刘春樵发现镇中学和镇电影院毗邻,人员流动多,于是决定在镇中学的山坡下面摆一个凉茶摊。

刘春樵的妻子对丈夫的决定一向遵从,丈夫决定摆茶摊,她就去准备桌椅板凳。老太太至今寡言少语,问多了,她就轻轻叹口气,“跟着他,我也没享到什么福”。

刘春樵的凉茶很简单,分为凉白开和凉茶水,两分一杯。摆茶摊要一直坐在那里不动,刘春樵不习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妻子,妻子有事时才去替换。守摊时,刘春樵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茶摊后,也不吆喝,喝茶的人喝完一杯,放下几枚硬币,他就捡起来收好。

当时,刘春樵的茶摊一个月能收入将近50块钱,而成本也就几块钱。对于刘春樵来说,摆茶摊的最大目的达到了。

镇中学旁边小店里的一位老人回忆说,刘春樵摆茶摊时,大家也就不觉得他是大官了。

昔日的大官摆茶摊,但镇里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新鲜事,“在当时我们看来,老刘是个大官,但是好像又本来就是镇上的一个人,他摆茶摊,我们渴了就去喝。”当时镇中学的校长赵昌协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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