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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儒林履新后的首次调研

在全国政协任职一个多月后,王儒林去了趟甘肃。

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2018年协商计划》安排和全国政协总体工作部署,4月11日至4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儒林率队赴甘肃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专题调研。

在甘肃期间,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省长唐仁健先后看望调研组一行。

4月13日至14日,王儒林带领调研组赴张掖市调研。调研组指出,要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切实做好历史遗址的修缮保护和开发利用,在尽全力保护遗址原貌的同时,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充实好遗址史料。

15日上午,调研组在兰州召开座谈会。

据报道,座谈会上,王儒林对甘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甘肃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事业发展成效明显。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在建设和脱贫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来甘肃调研,是为推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作准备。调研组将把甘肃的经验做法及相关意见建议带回去,支持甘肃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工作。

“政事儿News”(微信ID:zsenews)注意到,公开报道显示,这是王儒林履新全国政协后的首次调研。

今年3月16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十三届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其中,王儒林任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此前王儒林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全国人大转任全国政协,系2年内其职务第2次变动。

2016年6月30日,骆惠宁接替王儒林担任山西省委书记;7月2日,王儒林被任命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时与王儒林一起调任全国人大任职的还有江西省委原书记强卫、江苏省委原书记罗志军。

今年1月,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王儒林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共界别。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王儒林首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

“政事儿News”(微信ID:zsenews)了解到,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婉拒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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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赵牛渚

在美国仅拥有高中学历的群体,其实际收入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在下降。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民粹主义为何在美国如此强势兴起。

近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了2018年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本期“经济学人物”栏目介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迪顿是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18年作为“经济学人物”显然有“过气”之嫌。

成为2018年杂志首期的“经济学人物”,无疑是因为迪顿长期研究的“美国非拉丁裔中年白人的患病与死亡率”这一问题,对于理解今天美国强烈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提供了一面透镜。

迪顿和妻子——同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安妮·凯斯(AnneCase)的共同研究显示:高中毕业及以下学历的非拉丁裔美国中年白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上升,该群体每十万人里自杀的发生率,从2000年的16人增加到2015年的25.5人,因毒品而中毒的人数则从6人增至30人。

迪顿和凯斯估算,假如按1979-1998年这20年间美国自杀和患病率平均下降趋势来计算,那么这个群体在1999-2013年间额外丧生的人数有近50万。相比之下,非洲裔和拉丁裔群体的健康和寿命都在改善中。

迪顿说,在美国仅仅拥有高中学历的群体,他们的实际收入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在下降。这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很难纠正。2017年迪顿和凯斯的新论文“21世纪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发现,2015年以来的情况并未好转。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会在美国如此强势兴起。

迪顿更为人所知的著作是2013年出版的《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他将人类摆脱贫困与早逝,努力改善生活质量的艰难历程形容为“大逃亡”:当一部分人从匮乏、疾病及死亡中逃脱时,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漩涡中。

迪顿在《大逃亡》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近年来,法国的经济增长远不如美国迅速,但如果对两国收入最高的1%之外的99%的人群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会发现,法国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换句话说,除了收入最高的那1%人群之外,剩余的99%的法国人要比剩余的99%的美国人日子要过得好。

如果我们认为不平等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有莫大的渊源,那迪顿的研究是否意味着,欧洲在贸易保护主义这条路上并非是特朗普的“同道中人”?

人类有没有可能最终实现“大逃亡”?迪顿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知识的传播无法阻断,这将让未来的“逃亡者”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世界范围内,暴力在减少;与之前相比,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也大为增加;教育受重视的程度在提高,如今,全世界80%的人口都受到过教育,而在1950年,世界上有一半人口是文盲。因此,像迪顿一样,我们有理由对实现“大逃亡”保持乐观。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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