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大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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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时,同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源于两个导火索。

  “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内忧外患。”天使追感叹。

  “你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吗?”蒙易问。

  “呃…不太清楚。”蔷薇支支吾吾回答。

  “马神甫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又称“西林教案”,是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1853年(咸丰三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我家乡广西西林县定安镇(以前定安归西林县,后划到田林县),马神甫披着宗教外衣,与当地恶霸勾结,进行侵略活动。1856年(清咸丰六年),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的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当时的法国,就以此为借口挑起侵华战争。”蒙易给蔷薇解说到。

  英国则在1856年10月8日,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

  法国在1857年与联合英国出兵侵华。

  到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守将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上炮台设施陈久简陋,落后,孤立无援,大沽因此失陷。到26日,英法联军沿白河而上,攻打侵入到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京师。

  6月13日,清廷慌忙任命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与英法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之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了《天津条约》!

  《清英天津条约》共有五十六款和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和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有:

  1.公使常驻北京;

  2.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称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

  4.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6.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7.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用狡诈的手段,分别在13日和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清朝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埋下了伏笔。

  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皇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硬是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的—次胜利。

  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条约签字。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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